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谈如何“面对全球挑战 共同解决防灾减灾问题”｜第五届进博会虹桥论坛应急管理分论坛前

风险防范是基于对灾害风险的科学认知。崔鹏表示：“目前，人类对灾害风险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气候变化条件下灾害演化趋势和风险精准评估困难尚待突破。”人类对部分自然灾害的物理机制和过程认识不明，难以有效预测灾害。极端天气、强震、人类活动等多因子耦合作用下，巨型灾害及复合链生灾害形成、演化与防治的研究仍存在空白。

防灾减灾支撑能力基础不足且具有明显区域不均衡性，安全保障水平急需提升。崔鹏表示：“由于种种原因，防灾减灾支撑能力仍然不能满足全球各类自然灾害频发、高发背景下的安全保障需求。特别是受经济和科技水平限制，欠发达国家防灾减灾支撑能力尤为薄弱。”防灾减灾能力这种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导致欠发达国家成为高易损性国家，面对频发、高发的自然灾害，无论从相对灾害损失还是绝对灾害损失看，都会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

信息交流不畅，协同减灾不顺，成为制约特大灾害高效减灾的痛点。崔鹏表示：“特大地震、海啸、洪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灾害，受灾范围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如上下游联通的河流系统灾害链常常波及上中下游多个国家。”快速共享灾害信息是高效精准减灾的重要保障，而目前灾害信息共享仍然是减灾机构期待的事情，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灾害成因分析、灾情评估、减灾决策和临灾预案的制定。崔鹏表示：“有些重大灾害已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自救能力，有些长程灾害链和大范围波及的巨灾，需要相关国家联通协同，才能取得更好的减灾效果。”

在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决策者在进行减灾投入和发展投资的权衡时，天平往往倾向于经济发展。加之人们往往容易抱有侥幸心理，从而影响到对防灾减灾抗灾基础设施和科学扎实的灾害风险防控工程建设的决策。崔鹏表示：“各国亟须加强居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注重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

突破瓶颈   提升能力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突破防灾减灾瓶颈，提高灾害风险管理水平，成为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于自然灾害频发、高发地区，除少数发达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受国力和财力影响，科技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科研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对防灾减灾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不够重视，导致民众对灾害风险和安全意识的认知严重不足，防灾减灾能力薄弱。崔鹏表示：“目前，亟须多渠道、多方式、多边协助和共同努力，通过加强科研、教育、科普，提高灾害风险和安全意识。‘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多途径增强灾害风险和安全意识，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目前，灾害及其相关基础学科分散在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门类下，涉及地质、地理、水文、气象、海洋、生物、社会、经济、管理等多个学科。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全链条学科研究，深化灾害机理规律认识，突破关键技术，形成系统解决方案。从灾害科学深化研究与防灾减灾实战需求出发，指导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自然灾害类型多、灾害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灾害近年来呈现增加趋势，给灾害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崔鹏表示：“我们应充分吸取近年来重大灾害及其应对的经验与教训，系统研究城市灾害孕育、发生、成灾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建立自然灾害‘天—空—地—体’多源信息感知系统和综合监测预警体系，着力提升灾害‘防、减、抗、救’的能力。”同时，应进一步转移和分担风险，提高基础设施韧性、环境韧性、经济韧性和居民韧性。

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科学普及，提高社区防灾应急管理能力，是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崔鹏表示：“灾害发生时，一线群众是直接受害者，也往往是首先发现者，一线人员及时感知风险并采取措施能实现最高效的减灾。”加大教育培训和科学普及力度，强化高风险区社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逃生能力，提升社区灾害风险管理能力，是防灾减灾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加强合作   携手攻关

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既是中国的科学实践，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战略选择。在推进自然灾害防治、防灾减灾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应更好地发挥国际减灾计划引领作用、加强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减灾合作、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支撑可持续发展。

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防灾减灾是全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国际社会非常关注防灾减灾，联合国减灾办（UNDRR）制定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提出国际减灾战略和路线图，正在推动实施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国际计划与协定也和减灾密切相关。崔鹏介绍，为了更好地在全球推进减灾工作，国际社会发起了一系列与减灾有关的国际计划，如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国际减轻旱灾风险中心（ICDRR）以及国际科学理事会（ISC）与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共同推动的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等。这些国际计划和国际组织在防灾减灾领域发挥了统筹引领作用。

各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应加强防灾减灾和应急响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创建双边、多边、区域、全球不同层级的常态化灾害信息共享、沟通协商和应急联动协调机制，针对国际共性减灾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崔鹏表示：“通过对接联合国《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国际倡议与国际计划，能够更有效地减轻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灾害风险。”

创新机制   互通互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当前，全球多数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都处于自然灾害的活跃区与高风险区，风险防控与防灾减灾是大多数国家必须共同面对、共同关注的重大民生与发展问题。

崔鹏表示：“面向国际减灾需求和目前国际减灾机制的不足，我们可在现有国际减灾合作机制框架下，创新国际减灾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和完善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框架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同利益相关者协同一体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和平台体系。”重点推进建立信息传播、科学研究、减灾决策、灾害应对动员和灾害风险管理等合作机制，特别是双边与多边国家共同创建常态化的灾害应对沟通协调机制，自然灾害联防联控战略合作机制，灾害防治跨国合作机制与险情灾情通报机制。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是工业革命的极大受益者，拥有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防灾减灾救灾技术先进、手段多样。崔鹏表示：“中国应加强与发达国家防灾减灾的务实合作，吸取总结发达国家先进的自然灾害防治技术，促进我国的防灾减灾科技进步，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能力。发达国家应肩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

我国与20多个国家陆海相接，加强与毗邻陆海国家跨境重大防灾信息和减灾协商合作关系，探索完善的跨境巨灾协同减灾新途径，形成互通、互联、互动、互惠的多国减灾会商决策与协同联动机制，是服务区域减灾和工程建设安全、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求。

崔鹏表示：“接下来，面向国际减灾科技前沿，聚焦国际减灾重点国家、核心攻坚区亟待解决的关键科技难题，我们可以牵头发起国际防灾减灾大科学计划，开展国际减灾科技合作，进行联合科技攻关；在研究中培养一批思维创新、技术全面的防灾减灾高端国际人才，为提升国际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以及世界防灾减灾事业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来源：2022年10月29日《中国应急管理报》）